时习之丨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习近平擘画清晰蓝图

前三者作為企業經營的內功「心法」，後三者則是行走江湖的外功「招式」，如何以六策因應時局變動，端視領導者的修行體悟。

原來長安的夜，還有那泛著古意的搖曳石燈那百官上朝時的燈火，宛如天上緜延的星宿。

六祖壇經云：「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然而那曾經絕代風華的長安城卻早已幻化為歷史灰燼，只有空海法師的雕像，在晨間細雨的迷濛中，繼續凝視這千年的滄桑。帶不走唐朝的夜，那就帶走唐朝的石燈吧。遣唐佛僧，孑身一人，此時天涯的故鄉日本，共此明月的拂照下，又是怎麼樣的心情呢？只有青龍寺外的「石燈」，搖曳著靜謐的微光，點綴安慰這淒美的瞬間。電影《狄仁傑之四大天王》中，趙又挺所飾演狄仁傑，在明經科及第、奉召入京，臨行前之夜，前往三藏寺拜別法師。

法師在狄仁傑手上寫下「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此時遠方的煙靄，晃盪著幾座石燈的餘光，裊裊濛濛，時隱時現，有股淒美，有股哀怨，有股唐朝的美。「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來自遙遠島國的使者，走進了大唐世界的華麗壯闊，這天下第一都的震撼，肯定澎湃在胸中。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商界與黑道幾乎已經同流。

成功展現寬宏大量的主人將能獲得「大人物」的地位，繼而令他享有威望—即便僅限於一個特定的社會次群體範圍內。社會學家瑞秋．雪曼（Rachel Sherman）的研究也顯示，紐約的上流社會並不喜歡行事奢華鋪張。當貴族所贈予的禮物貴重到對手無以回報，就會挑起對手的恥辱感，同時確立贈送者的宰制地位，那就是地位高下立判的時刻。因此，誇富宴要能出現，勢必得先有足夠的集體努力，才有辦法協調、搬演這種大規模的誇張浪費行徑。

譬如「 Instagram上的有錢小孩」（Rich Kids of Instagram）裡的所有貼文也是如此（這個部落格收錄了世界各地年輕富豪的鋪張浪費、奢華誇張的行為，如焚燒鈔票，或者洗香檳王泡泡浴等）。文：艾希莉．米爾斯（Ashley Mears） 誇富宴 人類學家一向對展示與揮霍財富的儀式相當著迷。

人類學家庄思博（John Osburg）曾研究中國成都的富商是如何透過招待政府官員到高級餐廳、卡拉OK與酒店娛樂活動，以建立自己的地位，在這些宴席中，總會有吃也吃不完的餐點菜餚送上桌。二十世紀初期，經濟學家范伯倫抨擊精英上流社會，就彷彿人類學家鮑亞士筆下那些「原始人」一般，都有一股衝動，想藉由「令人反感的消費」來炫耀自己，進而在各自所處的公眾中，尋求社會地位。人類學家不僅把這種儀式性的揮霍行為視為獵奇或非理性的實作，更看見了背後的深刻意涵，視之為一種展現與建立社會階級制度的方法。譬如每個學年，各大校園的兄弟會也總以夜夜笙歌為目標，來舉辦他們的迎新派對。

在部分亞洲地區，炫耀財富的行為也是商業交易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譯註2】 誇富宴是一種在不同社會中歧異度很大的習俗，這個詞彙被用來描繪各式各樣的揮霍儀式，包括阿茲特克人的奴隸祭祀行為，也包括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針對美拉尼西亞（Melanesia）社會秩序的研究中，對「大人物」（big-men）的描寫。但范伯倫的分析過度依賴一個沒有根據的假設——他認為新富階級是自然而然就會出現這種行為經學帝師熊賜履和李光地 形成這樣的政治結構，除了康熙皇帝自身外，還有兩個關鍵人物——熊賜履和李光地。

接著他又批評從宮中到朝中各種不守禮及奢侈浪費的現象，並推論這樣的行為將給國家、人民帶來怎樣的敗壞效果。在「政統」的權力面，他們當然比不上皇帝。

這個「我」是史景遷嗎？不是，是康熙皇帝。在康熙皇帝親政前，依照順治遺詔，輔政大臣們重用滿洲世臣，相對貶抑漢官，同時也貶抑漢人的學問。

鰲拜垮臺後，皇帝就任用熊賜履當經筵講官，後來又拔擢為閣臣。並且將科舉辦好，嚴整官場紀律，讓士人自重，砥礪「士氣」。很難找到多少歷史人物，更不用說帝王，能夠如此用第一人稱來呈現，清楚顯示出康熙皇帝的相關史料多麼豐富。而現在麻煩的是，連在「道統」的知識與實踐上，他們也不如皇帝。自宋朝建立起來的近世政治觀念，核心精神是區分「政統」與「道統」，皇帝與王朝繼承「政統」，士人則擔負「道統」。而宋代政治上最特別的，就是「政統」承認需要有「道統」的支撐與協助，才能構成合法、完整的統治機制。

幾乎書中的每一段，都的的確確有著康熙皇帝以第一人稱留下來的史料作為根據，不是出於史景遷的臆測或想像虛構。這裡牽涉到皇帝對鰲拜的不滿，皇帝看到的是竟然有像熊賜履這樣的人，敢於頂撞鰲拜，而且他頂撞鰲拜，靠的是陳述儒家的政治道理來對照現實。

熊賜履回應後，鰲拜就給他另一個「所陳無據，妄奏沽名」的罪名，但是康熙皇帝又決定原諒他。萬言書中特別提到官場上的不良風氣，會排斥有原則、有想法的人，「憂憤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為躁競，廉靜者斥為矯激，端方者詆為迂腐。

各種奏章中都有很多他的批注，有時用滿文寫，有時用漢文寫。第二章接著描述康熙皇帝如何實質進行統治，和大臣如何具體互動。

」鰲拜大怒，傳旨要他說清楚什麼是「積習」，又有什麼「隱憂」。「士節」的價值觀仍在，士人普遍有著「道統」的信念，然而皇帝那邊的「政統」卻不只輕忽「道統」，而且在現實政治運作中將「政統」抬得高高在上，「道統」地位相對低落。史景遷所做的，是將這些龐雜豐富的史料，依照康熙的生活進行分類統整。文：楊照 「內聖」與「外王」在康熙身上混同了 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留下最多個人意見的帝王。

原本應藉由掌握聖賢知識以代表「道統」，可以在「內聖」範疇中超越皇帝、指導皇帝的讀書人，卻在康熙皇帝面前明顯被比了下去。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有一本奇特的著作，書名叫做 Emperor of China（註），書中寫的中國皇帝就是康熙，而此書最奇特之處在於使用了第一人稱，從頭到尾都是「我」。

於是原本認定應該由「道統」來輔佐、甚至指引「政統」的信念便無法落實。這份萬言書送到了當時掌握實權的鰲拜手中，鰲拜便要以「妄言罪」重罰熊賜履，不過被康熙皇帝阻止了，只將他從鴻文院調到祕書院。

熊賜履在這種極度不利的環境中仍堅持「道統」，堅持表達傳統儒家的政治立場。到最後一章，則探索並呈現他和諸多兒子之間的關係，也就聯繫到皇位與權力的繼承問題。

不論是康熙皇帝親筆御批，或是別人幫他謄抄過的，光從語氣上就很容易判斷是不是他自己的意見。而如此貼近切入他的生活，更具說服力地讓我們看到，他對於知識具有真摯的熱忱，對於聖賢學問的興趣遠高於教他的那些儒生講官們。這件事對清朝的統治很重要，擴大來看，對中國士人的傳統也很重要。另外，曾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李光地，長期擔任經筵侍講，兼任日講官，與康熙皇帝關係密切。

皇帝對於聖賢知識的看重程度高於這些士人，進而皇帝對於這些聖賢知識的理解，也高於本來該當他老師的人。晚年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更得到皇帝「謹慎清勤，始終一節，學問淵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無過光地者」（《清史稿・李光地傳》）的美譽。

影響所及，讀書講學以求聖賢道理的精神徹底淪喪，儒學失去了吸引力，相對地佛、道就氾濫流行。」（《清史稿・熊賜履傳》）憂國憂民的人被看成瘋子，想多做點事的人被當作躁進，堅守節操的人被指責故意和別人不一樣，行為端正的人被詆毀為陳腐守舊。

皇帝解說朱注，講官只能靜默聆聽，不能置一詞，師生關係明顯逆轉，變成「政統」和「道統」的領導權都掌握在皇帝那裡。那麼這本書是小說嗎？不然怎麼能復活康熙皇帝，用他作第一人稱來寫？史景遷又不是康熙皇帝，從史學角度看，他怎麼能寫以康熙皇帝作第一人稱敘述的書？ 一般狀況下是不能的，但史景遷把握、凸顯了從史學和史料學角度所看到康熙皇帝最獨特之處。